这个年代，委员会的干部见官“高半级”，不论是多大干部。

即便曲秀贞是解放前的老同志，按惯例也该客气几分。

可她此刻却如此坚决地为一个有争议的职工说话，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，连徐德明都愣了愣，原本高昂的头微微低了些，轻咳一声，接着往下说：

“1952年，郑春华带着在东湖公园捡到的女婴去街道登记，确实有当时的笔录。问题在于，没人能证明，她当时抱去街道的女婴，就是现在的郑娟。

更关键的一点，1959年郑娟上小学时，她的老师回忆，郑娟当时明显比其他孩子高大，性子也比同龄人沉稳，看着根本不像八岁的孩子。”

徐德明的语速渐渐快了些，语气也愈发严肃：

“这些证据是不是能说明，郑春华1949年捡到的女婴根本没丢，而是一直养到了1952年？然后借了个孩子，谎称是刚捡到的，去街道做了笔录，后来才给郑娟上了户口。正因为郑娟比同龄人大三岁，上小学时才会比其他同学长得高、看着成熟。

如果这些推断成立，那东方制衣厂设计中心的郑娟，极有可能就是郑春华1949年在尼姑庵捡到的那个女婴。要是她1949年被捡到，那大概率是1948年出生，存在是国军遗弃孩子的可能性。”

他话锋一转，又补充道：

“当然，这些都只是推测。郑春华和郑娟都没承认，我们也没找到其他直接证据。但东方制衣厂是为国创汇的重要厂子，这样的厂里，不该有身份存疑的职工，更不该让这样的人待在服装试穿展示这么重要的岗位上。我的建议是，马上对郑娟停职，接受下一步审查。”

一番话说完，徐德明端起桌上的水杯，喝了口水，目光扫过在场的人，等着他们的回应。

听完徐德明的话，曲秀贞上身微微前倾，双手交握放在桌上，语气不卑不亢：

“徐同志，郑娟五月份进厂，凭她的服装展示照片，为东方服装厂拉来了三十多万美金的国外订单，让咱们成了全国服装厂里头数得着的创汇单位。”

她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场的人，接着说：“可她没半点骄傲，工作上兢兢业业，再苦再累都不抱怨。因为是新人，厂里对她的风风语从没断过，每月都有人到政治部举报，可查来查去，全是捕风捉影的假事。

我觉得，对这样一名优秀职工，只靠推断就定她的错，既片面，更不负责任！我不同意你们的调查结论。”

这番话掷地有声，徐德明当场愣了神。

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曲秀贞会如此强硬地维护一名普通职工，脸上瞬间浮起尴尬，只好转头看向其他班子成员：

“你们的意见呢？”

副厂长孙大国立刻接话，语气顺着曲秀贞的意思：

“我觉得曲厂长说得对。咱们厂女职工多，难免有人存妒忌心，无中生有的恶意举报早就不是新鲜事。没实打实的证据，就冤枉这么个好员工，实在说不过去。何况港岛客商就认郑娟的服装照，真停了她的职，创汇肯定受影响。”

孙大国心里打着算盘――郑娟能进厂，是蔡晓光跟他打过招呼的。

虽说没明着帮过忙，私下里也透了不少消息。要是郑娟出了事，把他牵扯出来，搞不好也得被调查。不为郑娟，也要为自己考虑。现在一把手都摆明了支持郑娟，他就更没有顾虑了。

“王副厂长，你是郑娟的直接主管，你怎么看？”徐德明没从孙大国那儿得到想要的答案，又看向王冬梅。

王冬梅直了直腰，略一思索开口：

“徐同志，曲厂长和孙副厂长说得没错，郑娟这半年在厂里，工作确实踏实，也做出了成绩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越优秀的职工，越要高要求，就算现在没证据，也不能完全排除她有问题的可能。”

她话锋一转，给了个折中方案：“但停职确实没必要，重点观察，有情况再处理，这样更稳妥。”

这话既给了调查组面子，又捧了曲秀贞的态度。谁都清楚，曲秀贞的资历和背景摆在那儿，没人傻到跟她对着干。

徐德明接连碰了软钉子，脸色沉了沉，看向政治部主任郭长峰：“郭主任，郑娟的问题归你全权负责，我要听你的真实想法！”

郭长峰推了推眼镜，先摆出惯常的姿态：

“对有问题的职工，我的原则是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！郑娟的事该查，停职也合理。”

可话没说完，又拐了个弯，

“不过我还是赞同冬梅厂长的意见，停职会耽误工作，审查要抓，生产也不能落，两手都得硬。”

徐德明皱着眉，又看向工资科科长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