贷到。他坐在书房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，抽到整个书房像着了火，沈太太推门进来被呛得直咳嗽，想骂他，看见他的脸，又骂不出来了。那张脸才一个多月，老了十岁都不止。

宣布破产的那天，沈伯昀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打了领带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看起来跟平时没什么两样。他从法院出来的时候，站在台阶上，阳光很好，照在他身上，把影子拉得很长。他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下台阶，上了那辆开了八年的黑色轿车回家。

车子开动了，他靠着车窗，看着外面的街景一点一点地往后退。那些高楼、商场、写字楼，有些是他以前去过的，有些是跟人谈生意时路过的，有些只是听说过名字。以后大概不会再去了。

然后就是搬家，大别墅的东西装了十几箱，沈太太站在客厅里，看着那些箱子，眼眶红红的，那些日子回不来了。

新家是一个三室一厅的公寓，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里，六楼，没有电梯。搬进去的第一天，沈太太爬了六趟楼，腿都软了，坐在沙发上喘了好一会儿。沈伯昀把最后一箱书扛上来的时候，脸涨得通红，沈临渊想帮忙，被沈太太拦住了，说“你身体刚好，别累着”。沈临渊站在阳台上，看着对面是一栋同样破旧的居民楼，晾衣架上挂着床单被罩，楼下有几个老太太在聊天，声音很大，他听得一清二楚。

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。沈伯昀没有再找工作，他以前是沈氏集团的掌门人，管过上千号人，签过上亿的合同，现在让他去给人家打工，他拉不下那个脸。

以前生意上的朋友，慢慢就不联系了。电话打过去，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出差，说“改天约”的那个改天永远没有来。微信发过去，要么不回，要么回个“嗯”字，比不回应还让人难受。沈伯昀把手机通讯录翻了一遍，几百个联系人，翻来翻去，不知道该打给谁。

有一次，沈临渊在街上碰见了以前大学时的同学。那个人开了辆白色的suv，停在他旁边，摇下车窗，叫他：“临渊？是你吗？”沈临渊站住了，认出那个人，是他们班的，姓什么他忘了，只记得这个人以前不怎么跟他说话，因为沈临渊在学校的时间本来就不多。那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说了句“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”，然后开车走了。

沈太太有一天在菜市场碰见了以前经常一起喝下午茶的太太。那位太太拎着名牌包，穿着羊绒大衣，站在菜市场门口，像是在等人。她看见沈太太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笑，说“周姐，好久不见”。沈太太也笑了笑，说“是啊，好久不见”。两个人寒暄了几句，那位太太说“我老公最近在谈一个大项目，忙得很”，沈太太说“那挺好的”。那位太太又说“改天一起喝茶”，沈太太说“好”。然后那位太太的车来了，她上了车，走了。沈太太站在原地，手里拎着一袋子土豆和一棵白菜，看着那辆车开远，站了好一会儿，才转身往家走。

沈伯昀开始喝酒。坐在家里一个人喝，就着花生米，一杯接一杯地喝。沈太太说他，他不说话。沈太太把酒藏起来，他翻出来接着喝。沈太太哭，他放下杯子，看着她，说“别哭了”。沈太太问他“你到底想怎样”，他说“不想怎样，就是想喝点酒”。

沈临渊有时候下了班，会一个人在外面走一会儿再回家。他沿着马路走，走过那些亮着灯的店铺，走过那些热气腾腾的小吃摊，走过那些等公交车的人。

他看着这座城市，觉得它很陌生。他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，在这里读书，在这里生病，在这里好起来，可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它。

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，沈伯昀忽然开口了。“临渊，你恨不恨爷爷？”他问。沈太太的筷子顿了一下，沈临渊也顿了一下，他看着碗里的米饭，看了几秒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父亲。

“不恨。”他说。

沈伯昀看着他，目光里有说不清的东西。沈临渊又说：“以前恨过。知道真相的时候，恨过。后来不恨了。恨也没用。爷爷已经不在了，恨一个不在了的人，没意义。”他顿了顿，低下头，用筷子拨了拨碗里的米饭，“而且，我现在能走能跑，能上班，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。虽然挣得不多，但够用了。以前躺在医院里的时候，我想都不敢想这些。”

沈太太的眼泪掉下来了，沈伯昀沉默了很久，然后端起酒杯，喝了一大口，放下杯子，说了句“吃饭吧”。三个人继续吃饭，谁也没再说话。窗外的天已经黑了，路灯亮着，楼下的老太太们早就散了，小区里安安静静的，只有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。

有一次，沈太太在整理旧物的时候，翻出了一张老照片。照片上是一家三口站在别墅门口，沈伯昀穿着西装，沈太太穿着旗袍，沈临渊站在他们中间，穿着小西装，打着小领结，笑得很开心。那时候沈临渊大概五六岁，白白胖胖的，眼睛又黑又亮。沈太太看着那张照片，然后把它放进了抽屉里。

沈伯昀后来找了一份工作，在一家小公司当顾问，当时其实就算破产了，他们的存款也够一家三口富裕的活着了，只是后来他又去把剩余的钱拿去投资了几个项目全部把钱亏